《不确定的爱》考试制度让严格的教育要求与家庭温暖之间很难取得平衡

就中考而言，考试成绩高于学校分数线的可以作为公费生入学。而低于学校分数线10分的可以选择以择校生的身份入学，实际名额视指标而定。和在划定片区外上初中一样，择校生上高中的费用也很高。（这样的学生有时也称为自费生。）我没能核实到具体的费用，但我多次听到和读到，择校生需要为低于分数线的每一分支付1万元。

择校现象很普遍，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优质教育意愿强烈。好学校设置了很高的录取分数线，要求未通过的学生支付额外费用。其次，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所以尽管就读划片之外的学校要支付高昂费用，大家还是争着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这第二个因素与高收入社区还是低收入社区关系不大，而与中国的具体教育政策有关。好学校能将择校带来的收入投入其发展之中，与其他收入一道，服务于改善基础设施、招募一流教学人员，以完成学校知名度和地位的再生产。学校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学校的教育资源，让高收费和低录取率更显合情合理。

支持择校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亟须的市场机制，能让筹资渠道多样化，公众和个人皆从中受益。他们认为，择校现象只不过反映了大众对优质学校教育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市场体制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得到满足，同时也弥补了国家资金的不足（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2005）。择校的批评者则指出，择校违反了教育公平原则，加剧了学校之间既存的差距，助长了腐败，还给民众带来了过重的经济负担（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2005；杨东平［2004］2006）。由于往往需要支付择校费才能把孩子送进理想的学校，家庭因而倍感压力，不得不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由于入学考试成绩与要不要支付数万元额外费用直接相关，学生因而心理压力倍增，必须刻苦学习。由于评估学校和老师根据的是学生的升学率，提供教育因而变成了狭隘的“应试教育”。

以应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在于，学校和老师倾向于关注有前途的学生，而“歧视”其他学生——不公正地对待他们，让他们留堂、停课，开除他们（Man Qimin［1996］1997）。这类歧视现象在享有盛名的精英重点中学尤为突出，不过它早在小学就开始了。我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有孩子被施压或被要求离开学校，有家长因孩子与小学主科老师有矛盾而将孩子转校。对学生而言，一种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就是老师不再关注他们了，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教师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竞争。在昆明，从小学到中学，班级规模都相当庞大。老师要引导足足50-70名学生迈向成功，这让老师也感到负担沉重，对学生的越轨行为没什么耐心。

我之所以强调择校问题，是因为在家长看来，正是择校这一中国应试教育的具体表现，成为他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道德问题和实际问题。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这意味着确保他们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为了能让孩子找到好工作，家长必须确保他们踏上通向好大学的道路、取得有分量的学位。为了让孩子踏上正确的道路，家长必须通过补习班和日常监督来提高孩子的应试能力，同时想办法负担进入好学校的费用。如果孩子与老师发生冲突或产生误解，家长必须要么帮孩子重获老师的好感，要么寻找新学校，因为在普通家长看来，与老师的关系好坏能决定学业的成败。

放眼全球，焦虑是中产的内在组成部分，一代代人都必须通过教育成就来确保中产身份地位（克雷默-萨德利克［Tamar Kremer-Sadlik］和古铁雷斯［Kris Gutiérrez］ 2013）。和美国中产阶级母亲一样（尽管课堂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中产母亲也积极干预和学校有关的不利状况（拉鲁 2011）。在中国，考进好学校的热潮也与艾利森·皮尤在加州湾区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发现的“铺路消费”（Pathway Consumption）相类似。“铺路消费”是为了创造那些能塑造人生轨迹的机会，以及确保“舒适”的学习环境（2009）。因此，从比较视角来看，中国中产父母的强烈焦虑并不是完全独有的现象。全球经济鼓励个体“将自己视为可资管理和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组合”（安德训 2013），并期望个体和家庭能吸收系统性矛盾的“冲击”（15）。各国的就业市场十分不稳定，毕业生失业的阴影笼罩着许多国家。通过对教育投入金钱和精力来投资人力资本的做法虽然不能保证回报，但至少是中产家庭掌控之内的事。

本文摘自《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后拟。